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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

2012.1.14

 
 
 

日志

 
 

夏墟之翼(2篇)  

2012-01-15 12:14:10|  分类: 考证集《夏墟之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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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自东来诵《连山》

 

 

陶与尧同音,尧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方国,陶唐是远古文化的一个时期的最高文明层次。《逸周书?王会篇》就记载了在太原附近有个“北唐戎”,唐与戎显然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兼容,后来的周穆王时期,“北唐之君来见”,已是养马的游牧民族了。这使我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中国史前人面岩画》,宋耀良先生认为岩画所代表的文化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当龙山文化向西传播形成了河南“中原龙山文化”与河北“太行龙山文化”的时候,距娘子关不远的平定与距平阳不远的翼城,这两处都留下砂陶烧制的技艺。2006年冬,我途经沁水县尧都村,而在十年前的1996年采访翼城县尧都村制陶者的记忆犹新。现在的山西制作砂陶工艺还有北平定、南翼城之说,这应是尧之先民跨越了太行山后在南北两个要道上的遗存,一想到今天跨越太行进入山西腹地依旧要途径这两处时,确有点惊讶。

关于尧的来历,傅斯年先生就曾提出“夷夏东西说”,史学界一直两可,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夏为东夷”、“夏人起源于南方”、“夏起于西域”等等各种观点,不论何种说法都属于“夏人迁徙”之说。依我看来:夏的祖先来自东方,可能就在黄河入海古道的散积平原上,带着5000年前的那场洪水的记忆,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迁徙,途经冀南和豫北,走上高原,进入晋南建立朝代,而后南下豫西,并一直传播到陕甘。

从《世经》(《汉书?律历志》)之后的文献大都认同夏代432年(约前2165年-前173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出来,将夏代定在公元前20701600年之间,与古人的推断相比只是时间靠后了百余年。搞清楚了这段时间,再去推测尧的来历就有了时间上的界定。既然班固都能预算得这般精确,他所能依据的不过是口口相传的记忆片断,以及秦始皇烧过之后留下为数不多的古籍,如《山海经》,刘向说它是出于尧舜时期,司马迁对其中的记叙则不敢言之。《山海经》在全书最后简单说到尧舜禹的事情,但从全篇上看,关于山与海的界定、人与神兽的描述更像是远古人对古人的说古,让今天的人不知所云。该书之奇妙在于将四方之怪异尽量囊括,如果这些鬼怪都是早期不同的氏族图腾标志的话,那么古代方国所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就是一个相当大范围的分布,而不会仅拘于一域。能够高瞻远瞩地撰写《山海经》,这样的大手笔显然需要在初步统一各个方国之后才有可能做到,这个条件最早就出现在尧舜禹时期。现在,我将这部荒诞的书不仅看作是地理指南,而且设想它就是中国最早诞生的“史记”。

看《山海经》的篇章我会联想到考古挖掘出来仅仅剩下的骨架,整齐有序,这反而容易看清构架。现在,如果将山作为精神领域的分界,那么不妨将水作为生活地域的划分,这也符合远古生民的生活方式。《山海经》也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山是祭祀的地方,是平定天下后的封望,《连山》就是古代最早的祭祀形制,也是最早的施政纲领,至于被尧所掌握,应该是完成西迁后的事情了。郑玄《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古代“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大卜》也说卜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注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这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的,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想象他们从东到西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而来,征服了每一座山意味着征服了每一个古国,所以迁徙也是征服天下。而对于水的敬畏,使得一个氏族的迁移必然会沿着河流远行,如果早期夏族可能居住东夷,中晚期逐渐西迁,最后固定在豫西晋南,黄河就是迁徙的脉络。在自然侵害不被人为所改变的情况下,上游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向。

如果尧来自东方,现在就需要找到早期夏氏族起源东方的可能,就需要通过考古证实的东方来展开传承脉络,也就是在夏代开始以前的远古文化必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东夷在约前6000年至前1500年之间所在的山东地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做到了环环相扣。大汶口文化阶段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出土了陶器共1015件,如此可观的制陶业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彩陶的出现。陶之兴旺使后来尧的产生有了基础。有学者认为,陶与唐在古代的发音是相同的,后来尧建立古唐国就容易理解了。当然,陶器的制作并非只有大汶口文化所拥有,在古晋之地也同样存在,上世纪末在晋南翼城县北橄的“枣园文化遗址”就挖掘出距今7000年的陶器(现存山西博物馆)。

文化的特征是由典型器物来阐释的,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黑陶,代表性器物之一的鸟首形(鬼脸式)足鼎也是起源于鲁东而向西传播的。东夷崇拜鸟图腾,但晋南古代有狄族,《史记?匈奴列传》作“翟”,《说文解字?羽部》:“山雉也,尾长。”可见狄族也崇拜鸟。《考古》1990?7有篇《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说到罕见的随葬玉器数量与精制,其通体雕镂的玉冠状饰和晶莹光润的雕花玉簪令人叹为观止。从级别看,拥有这样高贵的装饰品的墓主非王即后,同时也从墓葬可见东夷文明的高度。但现在许多人内心的文化传承总以华夏为中心,夷为边缘,更不愿意将尧的来历说成来自东夷(其实都是黄河流域的文化)。在远古,不同文明的迁徙与征服是常事,这在今天的考古挖掘就得到了不同的文化层面展示,如果全国各地的挖掘都提供的是单层面文化,历史不能环环相接了会是多么的单调。

东夷这块地域的龙山文化各类型的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规律是东部的早,西部的晚,理由是新的文化崛起(岳石文化)使得原先的夏文化(龙山文化)受到挤压而西迁,后来的夏氏族人一路向西先落脚在冀南豫北之地。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将河北龙山文化分布称之为“太行龙山文化”,三个类型:晋中北的许坦类型、冀北的雪山类型、冀南豫北的涧沟类型。涧沟类型后来被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取代。刘敦愿在《试论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中指出,二里岗文化中包含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厚葬、棺椁制度、墓穴二层台、饕餮纹、云雷纹,这可能就是夏族西迁征服戎族而形成的文化。

龙山文化的西进产生了中原龙山文化,但这支使用彩陶的庞大队伍并没有就此止住前进的步伐,他们在途经冀南和豫北之后继续西迁。从山东到达了一个更广阔的地域,这个夏氏族的部落群是需要对前程作出一定的判断。君自东方来,君向何处去,前面就是巍巍太行。我们对于夏朝居于豫西晋南的认识,不仅数千年来文献记载一直如此,人们也坚信这是事实。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晋南的翼城县挖掘出距今七千年前的“枣园文化”遗址,让学者们认定庙底沟类型最早的遗存出现在晋南,也就是说,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后与仰韶文化撞击并产生了新的文化,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翼城的北橄枣园。宋建忠、薛新民先生在《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中认为,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产生后由晋南、豫西自东向西进入陕东,之后扩展到陕西全境及渭水上游。这显然是尧舜禹带领着夏民的先辈向西迁移的方向,在晋南只是漫长迁徙过程的一个局部。上世纪50年代,豫西发现80余处二里头类型文化考古遗址,主要分布伊、洛二水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上世纪90年代,晋南也发现了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考古学佐证了它们的联系,也说明了夏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豫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一、二、三期持续发展,四期突然衰落(夏商交替)。一期分布最广,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二期随着七垣文化由冀南扩张至冀中、豫北、豫东、晋南,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头北向的墓葬,并多有朱砂铺底,东方色彩特别浓厚。出土的有扉玉刀形制基本相同的传世玉刀上,雕刻有与海岱龙山玉器上所雕神像大致相同的图像,其它如玉柄形器、牙璋、涂朱鼋甲、爵、盉、鬶、觚等,这些文化特征在海岱龙山文化中能见到文化源头,但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却没有见到,这或许就是西迁的现象。到三期时,夏族已完全征服了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最终尧都平阳(《帝王世纪》),陶唐完成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大转移。

当年尧走过的这条路今天依然是山西南部东西间最重要的通道,而且在传说的“舜耕历山”就在这条道旁,尧在这里发现了舜,也考察了中条山的主峰的历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许多含糊不清的史实附在传说中一样,美丽而有意味,远古的史学家都不敢将它们放弃。后来的舜继续南迁都蒲坂,夏代启始,禹都安邑,这两处就在中条山脚下。这个时候,东来之君的后人不断地诵《连山》,而记录他们先辈传奇经历的《山海经》即将出世,为此,他们不断地寻找各种能够刻划在记忆深处的方式,包括巫师口中的念念有词,包括后来的翼。

 

2007533420字)

 

 

 

 

 

 

 

 

 

 

       晋之由来与晋侯墓葬的地理揭秘

 

 

内容提要:晋国的起源与尧的夏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崇山祭祀到天翼对应,直接影响到定都、迁都以及君侯墓葬的位置确定,本文依据史实记载做出合理推测,提出新的见解,与考古挖掘相印证,探索了远古时代建国机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

关键词:尧,叔虞,燮父,崇山,翔山,唐,晋,天马,曲村,故城,翼城,夏墟。

 

晋国的来龙去脉,历来众说纷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试从塔儿山开始探寻,便能拨开迷雾,略见几许历史真面目。

 

先说崇山之宗

 

塔儿山位于翼城县西北与襄汾县交界处,属太行山支脉,海拔1493米。登高望远,可见襄汾、临汾、浮山、翼城、曲沃,如画卷舒展。主峰之巅建有一座20.08米七级佛塔,说明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才更名为塔儿山,是在隋唐之后。据康熙《平阳府志》载,塔儿山原名崇山。

崇山的历史地位来源于尧,从尧的名称可获知两点:一是早期的尧掌握了最先进的烧陶技术,或者说尧比其他部落演变进化得更快,具备了更强的生存与扩张的能力,尧由陶的谐音而来,是物质上的认同。二是后期的尧确立了崇山作为部落之神祭祀之山,被四方所敬仰,是精神上的认同。在《说文》中,尧的字义是这样的,堯,从垚,从兀。“垚”是土高,兀高耸突出。《白虎通?号》说,尧犹荛荛也,至高之貌。所以,尧最终是从定都翼城并开始祭祀崇山而服天下的。

山是族的标志,立了山头之后,才算是立足,并被周边认可。《山经》记述了二百四十七座山的方位及其河川流向和物产,包括对山川之神的祭祀方式,可见当时能够被彼此确认的部落就有二百多。当时的统治方式主要靠巫术,《通典》卷46《山川》说“黄帝祭于山川,与为多焉”,《书?舜典》说舜“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书?禹贡》说禹“奠高山大川”。尧也不例外,定都与定祭祀之山是同步而行,同等重要的。

这里只谈尧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定都翼城与平阳以及埋葬崇山两件事。东来之君的尧穿越太行山,在晋东南多处留下行宫,后人以此怀念,皆称尧都。尧进入翼城后,也留下了一个尧都的传说,此后,尧便在崇山、丹子山以南至浍河以北的这块平原上结束了漂移的生活,并建唐都。为何长途跋涉的尧会在这里结束行旅,源于尧在这里发现了宝藏,这个只会烧制陶器的氏族由此发迹,这些宝藏出自崇山,金、银、铜、铁、煤、石膏等矿藏极为丰富,称作“金头、银尾、朱砂腰”。同样被称之为尧的后世之尧,更为强大的尧族,已不再局限于浍河一隅,要向汾河南北兼并扩张。于是迁都到崇山之北的平阳,这是被后人传颂的尧的明智之举。

唐都的位置有人说是在今翼城县城西的唐城村,这里正好处在崇山以南,似乎也合理。但我根据考古发现和多方论述来分析之后,觉得尧都应该在唐城村以东丹子山下更合理。尧迁都平阳后,这里是祖祠所在地,舜曾将尧的儿子丹朱遣回故里,看管自己的原生地,况且苇沟—北寿城已经有考古挖掘,后面详说。那么,唐城村跟尧有什么关联,我觉得唐城的地位和作用还得靠崇山来确定。

尧定都在苇沟—北寿城一带,选择了崇山作为祭祀之山,世代相传的尧都将墓葬安置在都城之西,崇山之南。所以,郭璞注《山海经》中说: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嚳葬于阴。一名崇山。汤山即唐山,亦今之崇山。,

历史上的崇山又名卧龙山、唐山、汤山、崇山、大尖山、狄山。狄是古代北方民族,通称北狄,属于东方炎帝的势力范围,尧从东而来,在还没有成就功名之前,也被称为狄,他确认的祭祀之山开始也被称为狄山,《山海经》保留了这个最原始的称呼,《山海经》是高度压缩过的历史,所以用词上既有狄山也同时在多处出现崇山。

尧从翼城到平阳,历经多少代已无法考证,但埋葬在宗族祭祀之山下是确凿的。这时再看唐城的作用,很可能是属于城西驻军,并管辖尧的墓地。《书?舜典》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这里的流放一词并非治罪的意思,而是将他们从平阳这个权力中心疏散出去做一地之主,舜让驩兜去崇山任职,即掌握山神先祖的祭祀之权,又管理崇山之先帝之墓,让他愧对先祖而忏悔,失去实权的驩兜属于明升暗降。由此可见舜的政治手段,从尧的手中夺权以及对待丹朱的方式就不足为怪了。舜的这次任命,也证明了尧葬在崇山。当今在崇山之西的襄汾县陶寺挖掘的大型都城与墓葬遗址,很有可能是尧都,但埋葬的是帝嚳,不可能是尧,尧葬在崇山之阳。

现在,从想象的时光里回到崇山之巅,从高处看历史的走向。崇山独尊,群山起伏,东迎日出,西接河汾,远眺尧都,近观唐都。明人李浒在此赋诗:“雨过东山翠欲流,平阳雄镇几千秋。群山远近知多少,仰止谁能出一头。

尧时代结束后,崇山下出一头的是晋国。历史烽烟留给教科书,这里谈晋国都城的选址与晋侯墓葬,两者都与崇山相关。

 

再说晋之由来

 

尧定都平阳后,封其子丹朱于唐的旧都城,其后裔也封于唐地。丹朱,帝尧之子,排行第二,生于翼城县之北的丹陵,附近有浮山的北朱村和翼城的南朱村,是纪念丹朱而得名。尧封丹朱于唐地为侯,是因唐尧的宗庙还在翼城。后来,舜发动政变,取走了老尧王的君位,但对丹朱及其后裔给予了宽大的礼遇,其实是舜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不能置丹朱于死地。舜封他们在唐地作国君,以不断绝传统的封爵与祭祀,是对外有个交代,同时将丹朱制于唐地,三面为山,发展不得,这与当年先祖之尧最初落户这里的规模差不多。丹朱很无奈,失去继位的可能,又不能离开家族宗庙,只好世代守在这里,一直管理这块唐地夏墟,直到叔虞受封于此,建立新的唐国。

叔虞,姬姓,名虞,字子于。周文王之孙,武王之子,周成王同母弟。西周初年,位于今翼城的古唐国参与武庚叛乱,周成王派周公旦率军平叛,灭了古唐国。周成王三年(前1040),叔虞被成王封为唐侯,国号仍称唐,建都于今翼城县里砦镇唐城村,也有可能是在南唐乡的龙唐村(民国18年《翼城县志》载:叔虞封唐“初都龙唐”),这是周室建立的山西境内第一个军事屏藩。这只是文字记载的依据,我觉得龙唐是行宫,唐城是建“天马—曲村”晋侯墓地而设的长期使用的副都城,或者叫做管理中心机构。真正的叔虞封地,在翼城县西北的苇沟—北寿城一带,这里是尧来到翼城后最早确立的都城。

依据对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挖掘,这里包括了南寿城、北寿城、东寿城、苇沟、老君沟、后苇沟、营里、曹家坡、凤架坡之间的大片古代遗址。主要遗存为龙山和东下冯类型文化,并延续到晋文化以及战国至汉代。在东西约2900米、南北约3000米的方形结构之内,19629月,在凤架坡村发现一组西周青铜器,共8件,内有甗、簋、卣及车马饰等。卣的器盖内和卣腹内均有铭文“蠆父己”,卣身饰夔龙纹和云雷纹。此簋和甗存于山西省博物馆。1981年,在苇沟村南、北寿城村北发现一处晋文化晚期城址,范围约800×800平方米,出土一件红色陶鬴,领部有横戳印陶文“降(绛)亭”二字。这与后来都城迁到了新田(侯马市)遗址“新绛”所出土得一件红色陶鬴,印陶文“降(绛)亭”,属于同一时期。由此推断,苇沟—北寿城遗址可能是晋国旧都“故绛”所在地。考古证实,此地在春秋中期突然衰竭,可能就是迁都的缘故。

叔虞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来治国,四周戎狄部落先后归附,唐国开始兴旺。周成王时,唐地出现了“异亩同颖”的祥兆,就是麦田长出了双穗禾,叔虞将“嘉禾”献给周成王,成王命叔虞将它转献远征东土的周公,并作《馈禾》,周公受禾,还作了《嘉禾》,这件事说明了王室对叔虞行政的肯定。

能文能武的叔虞为什么要献嘉禾,我认为,有可能翼城是距离东征军最近的粮草征集地,周王让叔虞领军后勤粮草供给。叔虞进献嘉禾既是向周公表示粮草丰裕,也是故意传递给敌人的信息,同时还向周王显示自己对唐地管理有方,成效显著。善于射箭的叔虞,抓住了这次一箭三雕机遇,使唐国威望大增。这个象征性事件传颂到司马迁那个年代早已失去了原意。包括《史记?晋世家》记载的“剪桐封国”,我相信剪桐就是剪灭唐国,唐与桐之音混淆,经过千百年民间化的讹传,形成了传说的神奇。

从献嘉禾可见,开国之君叔虞非等闲之辈,建成功业后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没再必要继承唐的封号,从尧朝代到虞舜朝代再到禹夏朝代,唐的号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况且,周公灭唐时,已经将古唐国君主和贵族迁于杜(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称唐杜氏。这时,翼城的唐尧宗室之地只是剩下了虚名,叔虞想一个建立称谓与实地都完整的国度,放弃唐这个虚名。

最初想法可能出自于叔虞的个人心愿,不可能出自燮父的一时兴起,在叔虞去世之前,父子俩至少谋划了将来要以翔山为新的祭祀之山,将都城从浍河之北迁到浍河之南,在翔翱山之下建新都的愿望。成熟的叔虞在世时没有建立新的国号,可能是考虑到战乱刚刚平息,这时候改变封命国号会引起周室猜忌。所以叔虞直到去世,都还领着唐的封号,既然不能突破唐尧的制约,最终只能将墓地列在崇山之南唐尧墓地排列之下。这个可能性推测在下节墓葬再作分析。

叔虞封唐在翼城生活了二十余年后去逝。周康王(姬剑)九年(前1012),其子燮父继位。不久,燮父向周王提出改国号建新都,周王同意,也觉得此时彻底改变前朝遗留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燮父实现了叔虞的意愿,将都城迁徙到浍河与翔山之间的故城村,改唐为晋。

晋的新都城在翼城县南梁镇故城村,受开国时间不长,国力低弱的局限,这次建都的规模并不大。但宫殿却很精美,超越诸侯级别,因而,曾受到周王的批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应该指的就是这次建都。这种违规行为只有改国号的燮父敢做出来,他是“富二代”,有这个胆量,在他之后的几代子孙都碌碌无为,直到晋文侯才做出超越先祖的事业。西周初期,礼制规格,监控森严,诸侯犯错,轻者受责惩,重者丢性命。所以,周王批评之后,燮父在都城建设上的想法也就放弃。《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熊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这次大兴土木发生在康王九年。康王马上召见燮父,一顿臭骂,其他四位诸侯也说尽好话,维护了周礼。

故城遗址在1958年兴修农田水利时被发掘,一座古城的范围和城池结构的外貌,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1900米,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较为丰富,为本地区其他古文化遗址所少见,与侯马的上马遗址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印证了故城一带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晋国活动的区域。中科院的裴文中、贾兰波和山西省文管会的张颔、王择义等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一座古城遗址,从它的结构和形式范围来看,可初步断定是春秋早期的诸侯领域,与史料记载唐叔虞子燮父迁徙故城相吻合。

据史载,宋代司马光、清代顾炎武等对故城遗址都进行过考察。古时的故城村建有叔虞祠,到处都建有汤(唐)王庙、唐侯祠、唐城里、唐城坊、剪桐里、剪桐坊等。唐叔虞祠背后的石根基上刻有“古地”二字,由于战乱,此祠已不复存,遗址尚在。相传这里称为“古地”,这是最早的地名,是后来晋国再次迁都后,百姓对晋国古地的怀念而得名,后来衍变为故城之名。

 

新国号为何是晋?

 

有晋水说,《正义》引《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索隐》按:“唐有晋水,至子燮改其国号曰晋侯。”这是后人的附会,先有了晋国,才冒出晋水之说。也有说是源于今南梁故城一带的涧水,“涧”“晋”音近,涧水即古时晋水。民国18年《翼城县志》:“滦水,因当初有栾宾生此,后栾成子死于晋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志,赐以此为祭田故名……又,翼之滦水即晋水也。滦水所经今有晋峡二村,晋古音‘箭’,今人读为‘晋峡’而伪写‘涧下’耳。”此说也不太可能,如果真有晋水,小子侯不可能让滦水与晋水混为一谈,何况晋国数百年,文字逐渐成形,不可能让这样的误会相传下去。

有献嘉禾说,写《晋国史》的李孟存认为是晋献之意。此说也不靠谱,既然是晋献邀功,得以改朝换代,叔虞为何不在战乱平息之后,乘势进而建立晋国,所以此说不充分。

有善射说,马剑东等人认为,古晋字上方像一个器物放置了两支竹箭,故得名。这是一种字义推测,过于单一。

探究尧舜禹夏商周的国号来历,我们早已脱离了远古人的思维方式,后人的猜测都有道理,但多少都带点牵强附会,对错无法定论。我设想了另外一种可能,综合以上论说方式给予了一定的诗意想象,结果可能是这样:遥想当年,叔虞带着燮父登崇山祭祀,眺望唐尧故地,父子商议三件事,首先要脱离尧的祭祀之山立下自己的祭祀之山,其次是离开尧之唐城建立新的都城,再次是改国号。父子俩从崇山之巅一览古唐国全域,北面的崇山和丹山下都属于尧墟的根底,往南也不能浍河之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之地上建都,向西还没有征战他国的可能,周初期还是天子号令诸侯。唯有向东,有山有水,土地肥沃,而且依山之势,易守难攻,这里也是他们每天承接太阳出世最早的地方。

《易传?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杂卦》曰“晋,昼也。”易传《彖》曰“明出地上”指明“晋”与日出有关。“晋”字甲骨文是日上有两个倒矢形,倒矢为至。《说文解字》:“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从日从臸”;“臸,到也,从二至”;“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鸟就是太阳的化身。“晋”字是由“日”和“臸”两个意符组成的会意字。由从双至的“晋”到从单至的“晊”,描述的是日出过程。明确了“晋”与“鸟”及日出之间的关系,便可体会到晋之得名源于叔虞至死都没有看到的心愿。在《诗经?唐风》发源地翼城,能写《馈禾》的叔虞未尝不可能是一位诗人,至少他也是饱读诗书的君王,他完全能够从对未来新国家的情感寄予中找到对应的文字符号。晋,油然而生,形象鲜明,对未来美好的期冀。

 

续说晋侯墓葬

 

如果说叔虞父子站在崇山东望,定下了改唐为晋的愿望,那么,对墓地的选择又是从何定论?墓地选择在都城的西北方位,是灵魂升天的地方,面朝东南日出方向,这符合古代的规矩。墓地尧建在都城之西,那么,按照晋国实际建都与传说建都的几个位置,我假设了一条直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故城—龙唐—唐城就在这条向西北方向倾斜的直线上,如果继续延伸过去会是什么?此时再从崇山为中心划一条垂直线下来,两条线交汇处就是北赵晋侯墓葬遗址,属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遗址范畴,这是巧合吗?

1962年,首次发现在翼城和曲沃两县交界处,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4个村的天马—曲村遗址,东西长3800米,南北宽2800米,总面积约1000余万平方米。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到战国文化层及秦汉元明文化层,最引人注目的是8代晋侯及夫人的墓葬,和1000余座西周至战国古墓葬及车马坑。这是20世纪末发现的全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周代遗址。

这个遗址从墓地面积看,它比相邻仅10公里苇沟—北寿城遗址宽了近千米。苇沟—北寿城遗址埋葬的只能是尧之后夏墟的传人,不可能作为晋侯的归宿之地。

但是这个墓葬是从第三代晋侯开始的,没有叔虞和燮父,这点似乎让人失望。他们父子会葬在何处?

启以夏政的叔虞由于承袭了唐尧,未及改变国号就死了,他必定葬在尧的墓地排序的下列,也就是崇山之南,今天的塔儿山之南。他的儿子燮父建立了晋国,原本可以重新选择晋国墓地,但是又因叔虞已经列入尧的系列,燮父只能跟随父亲的墓地而葬在崇山之南,追随先父的意愿而去。同样作为开国之君的燮父与叔虞享受同等重要的礼遇,可能独立建墓,而且他们的墓地建制规模都要经过周天子的批准。按照周朝初期的制约,违制者,轻者处罚,重则处死。

依据考古挖掘而得,晋侯墓地在崇山尧葬的轴线与晋国的都城轴线两条交汇点上,正好说明了埋葬在这里的几代晋侯都是延续了燮父,尤其是叔虞的确定的死后归宿,就是列在唐尧墓地的序列之中,他们都位于崇山中轴线上。以此用倒推法,晋国武侯至文侯8代国君已经排到了崇山南10公里左右的天马-曲村这个位置,那么,封唐之君周叔虞和晋国建国之君燮父这对父子的墓地,可能就在天马—曲村遗址之北的不远处,依据夏商西周和春秋前期“墓而不坟”、“不封不树”的说法,崇山南麓方圆10公里皆有可能是历代尧的墓地,这个推论还需考古发现来断定。

从墓地的确认返回头来看迁都,就有了另外的理解,故城—龙唐—唐城—天马曲村遗址这条直线,可能就是晋国迁移的线路图,龙唐是晋侯从浍河之南回到浍河之北的行宫,且龙唐地势突起,正好与故城对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晋国在此驻扎主要军队大有可能。那么唐城是否也是晋国之都,还需考古挖掘来确定,不过从唐城处在天马—曲村遗址东南很近位置来看,唐城的存在可能是驻军之城,及晋侯墓地的行政监工之城,也可能是晋国迁都新田(新绛)的过度之城,旧绛所在地。

再者,如果从空中俯视的话,故城—龙唐—唐城—天马曲村遗址这条倾斜于西北方向的直线,它所经之处的土地都成倾斜分割为村庄和道路,也就是说,都城与墓地之间不仅仅是一条直达的道路,同时影响到所经之处的地理分割,井田制分割服从于道路去向。这种倾斜的块状分割应该在燮父定都故城时候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旧格局。如果这算是对古人的一种猜想,那么在这条斜线周边村庄的道路格局都是方正的,所以这条倾斜的直线难道只是意外形成?考虑到从燮父的儿子开始几代晋侯埋葬在天马—曲村遗址这个事实,就可以理解在故城到唐城之间应该有一条古道,成为燮父御道。此道一开,两旁村落的道路也就并行呼应。上古时代,这条古道它朝向崇山,它通往墓地,意味着晋侯与先人通灵的途径。

现在从晋侯墓地挖掘出土的青铜器规模,可以推测出从尧到晋的国君在作出祭山与迁都决断时的内心世界,就是怀着金属原材料的占有欲,和强国利兵之野心。尧有崇山,金属之山。燮父定位了翔山后,无所获,对政权长期发展也不利,后代就再次迁都到苇沟—北寿城一带。靠近崇山,为旧绛。有人认为,这次迁都是去了天马—曲村,这不可能,都城不可能建在墓地旁,这里从尧葬崇山之阳开始,一直是墓葬之地。况且根据考古挖掘,晋侯墓地没有夏商文化痕迹,对于当时的晋国来讲就是一块干净的土地,所以这里作为尧以后墓葬之地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同时,与都城相关的城垣、宫殿、作坊、宗庙等迄今都没有发现,迁都天马—曲村的说法便不成立。

墓葬里的最后一位是晋文侯,他帮助周王讨伐条戎,这是晋国第一次对外用兵并扩展疆域,由此也可见周室的无力与晋国的强盛。此后才有了晋献公迁都西南,获得绛山,就是紫金山,金属之山,晋国得以第二次大扩疆域。可见,除了燮父迁都故城是属于政治性迁都外,其余的迁都是为了扩张势力,占据新的资源,储备扩张条件。《史记?晋世家》载:“献公八年,城聚命曰绛,九年始都此。”《左传》载:“献公使士古城绛,以深其宫,即晋城也。献公都此,始命曰绛”。晋国都城西迁之后,面向沃野千里,汾浍交流,既有舟楫之利,又占攻守之便,以翼绛之铁、解芮之盐为基础,控制了黄河流域文化中心。晋献公正是依此清扫境内诸戎,荡灭20多个诸侯小国,逐步把国土扩展至山西全境,使晋国长期处于霸主地位。再往后,晋景公迁都新田(今侯马市),依旧紧邻绛山。

晋国几次迁都,如果以天马—曲村晋侯墓地为基点,向西南方向确定了绛作为新的国都而迁移,正好与东南是晋都故城,形成了同样的角度,两个都城与崇山的角度正好各占三分之一,互成120度角,是巧合吗?

晋国自叔虞封唐至三家分晋共传承38位国君,在翼城共传承26位国君。晋国走到晋文侯的年代已经将近三百年,晋文侯之后的几代国君还有可能在天马—曲村遗址再往南的位置埋葬,再往后就无法确定了。这时,西周中后期王权开始衰落,弑君篡位层出不穷,源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也开始瓦解。迁都之后,祭祀之山有了变更,墓葬之地也各自选择,脱离了崇山轴线。最终韩赵魏三家分裂了晋国,一都增三都,一山增三山,战国开端,礼制崩溃。

 

后说因何为翼

 

晋国都城的背后是翔山,又名翱翔山,属中条山脉,海拔1290米,比崇山低203米。翔山的高度对于叔虞燮父当初的选择在山下建都是有心理感应的。目前公认的说法是,因翔山形如鸟舒翼,凌空欲飞,翼城因此而得名。这是望形得意的说法,达到内心的对应。照此展开,从天象而来的翼也未尝不可。

古代,讲究的是天地人对应,那么翼城的地望在何处?尧与翼宿关系密切。《竹书纪年》说:“母曰庆都……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因此,“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春秋感精符》说:“尧为翼之精星”。“冀”也是翼,郭沫若释金文说:“冀,如小心翼翼之翼,敬也”。《甲骨文字集释》也说:“冀古通畿”。畿与翼都有辅佐王都之意,指王都附近的地方。《书?臯陶谟》:庶明励翼。就是天意帮助大众推举的贤明之君。所以尧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翼必然就在附近护佑着自己。后来舜夺位的时候,他也对外公布天象是“景星出于翼”,大肆宣传自己刚刚获得的王位是出自于翼,是天意安排他来取代尧的。

由此可见,真实的尧从东方来一路跋涉,最终落脚在翼城,除了之前说到先定都翼城后定都平阳的各种天地人条件以外,用巫的暗示来统治这块土地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说,一旦尧确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地方就是天上翼宿所对应的土地。

翼还有别的意图,《易?明夷》:明夷于飞,垂其翼。《书?武成》:越翼曰。《传》:翼,明也。所以,翼,既是是羽翼又是光明,是太阳的象征。古代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太阳就是乌,乌就是太阳鸟。现在的翼城与沁水两县交界处的最高山峰还有东乌岭和西乌岭的名称,显然是保留着古代关于乌的本意。由此可见,叔虞和燮父选择翔山为祭山,定都在翔山下,并起了国号为晋(晋:两只鸟从太阳中飞出)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尧所在的翼后来被舜取代,又经历了夏商周的变迁,这块与天上的翼宿对应的土地,被称之为夏墟,就是尧的宗族所在地。千百年物是人非,人们就取了尧对应的星宿来命名此地,为翼。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都记载:翟人俄伐翼,至于近郊。《竹书纪年》与《左传》都记载:庄伯以曲沃叛,伐翼。翼的名称在晋国时期已经使用,尧舜之后这里一直称为夏墟,晋国时期怎么就翻出来翼这个远古的称谓?可能是燮父为了改国号为晋,搬出了虞舜采用过的天象授予新君的老招法,以至于翼成为晋国的代称一下子出现了。武公伐翼时,翼已经代表了一个旧的势力,传统意义的晋。

至于翼来源于翔山,可能是后人在言传中脱离了远古的本意,产生了对翼的新的理解而给予了新的命名。世代相传,即使出现词义偏差,翼,也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现在再看,翼城—夏墟,对应的两个地名,翼与夏一样久远,城与墟承载了过去与现在。所以,我把翼城作为夏墟的一种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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